最近的政治右翼势力是不是正在崛起？右翼势力的崛起会不会引起战争爆发？
最近的政治右翼势力是不是正在崛起？右翼势力的崛起会不会引起战争爆发？
2024年对许多民主国家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一年，被不少政治学者称为“超级选举年”。全球有70多个国家、近一半人口走向投票站，检验现任政府的施政表现。在主要的地缘板块上，选举结果普遍显示政治右翼力量同步崛起，这被视为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的一次结构性转型。到了2025年，这股趋势在政治领域持续发酵，不仅重塑了各国的权力格局，也从根本上冲击了以自由主义、多边主义和全球化共识为基础的战后国际秩序。
我想探讨两个关键问题：第一，当前全球政治趋势是否意味着右翼力量真的在崛起？第二，这种意识形态的转向会不会提高国家间爆发大规模战争的风险？从对美国、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政治动态的深入分析来看，右翼势力的上升已不再是理论上的猜测，而是确切存在的地缘政治现实。不过，它对全球冲突的影响并非单向增加，而是呈现出复杂的双面性：一方面，交易型外交在一些长期冲突中（如乌克兰战争的冻结）起到了强制压制的作用；另一方面，它又削弱了传统的多边安全缓冲，使得在部分地区（如中东和东亚）爆发激烈对抗的可能性上升。
第一部分：什么是右翼势力？
简单来说，右翼势力指的是在政治光谱中倾向保守、重视传统价值、维护社会秩序和国家认同的力量。它们通常主张政府少干预、支持市场经济、强调民族或文化的一致性，并在社会议题上持更保守立场。相比强调平等与改革的左翼，右翼更注重稳定、秩序与延续。
“右翼”一词源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议会座位分布：支持君主制与传统秩序的议员坐在右侧，而支持革命与改革的议员坐在左侧。此后，“右翼”逐渐成为政治学中的标签，用于指代保守主义、民族主义乃至极端主义的不同形式。
历史上，右翼势力的活跃往往伴随着社会动荡或经济危机。比如20世纪初的欧洲，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德国纳粹主义的崛起直接导致了二战的爆发；而在冷战时期，不少国家的右翼政党以反共为核心，强调国家安全和传统价值。进入后冷战时代，随着全球化和移民潮的加剧，欧美的右翼民粹主义再度兴起，高举“保护本国利益”和“反对多元文化”的旗帜。
所以，右翼势力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而是一股有着深厚历史根基的政治力量。它们在不同历史时期会以各种形式出现，并常常在社会危机或结构转型时获得新的支持。到了2024年这个“超级选举年”，这种历史规律又一次上演：右翼崛起带来的冲击和背后的原因，正在重新塑造全球的政治格局。
第二部分：“超级选举年”的震荡效应与右翼崛起的动因
2024年的选举浪潮在全球引发了强烈的政治震荡，最突出的现象是现任政府和传统中间派政党的普遍败退。无论是在成熟的西方民主国家，还是在发展中经济体，选民都用选票表达了对现状的深切不满，而这种不满有着多重根源。
首先，经济焦虑为右翼民粹主义的回潮提供了土壤。尽管全球经济在后疫情时期有所复苏，但通胀的滞后影响、生活成本飙升以及住房危机，严重动摇了中产阶级的安全感。在欧洲，住房价格的急剧上涨推动了选民向极右翼靠拢；在拉丁美洲，长期的经济停滞与通胀则为自由意志主义和保守派候选人创造了机会。
其次，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助长了民族主义情绪。俄乌战争的持续、中东冲突的外溢效应以及移民潮的冲击，让选民倾向于寻找强硬的领导人来维护国家主权与边境安全。右翼民粹派成功将复杂的社会经济矛盾简化为“我们”与“他们”的对立，将移民、全球化精英和国际机构描绘为国家衰落的罪魁祸首。
最后，文化战争的升温同样推波助澜。对“觉醒文化”（Woke Culture）、性别议题以及多元文化主义的反弹，成为右翼动员核心选民的有力手段。这种文化上的保守回潮在2025年的政策实践中得到体现，从美国对科研机构的意识形态整肃，到欧洲对非政府组织的审查，都折射出这一趋势。
进入2025年，随着各主要国家新政府上台，全球政治步入了一个“新右翼时代”。这一时期的特点包括：交易型外交取代价值观外交，国家关系不再依赖共同的民主理念或长期盟约，而是围绕短期利益交换和双边谈判展开；多边机构逐渐被边缘化，联合国、世贸组织等国际机构影响力持续下滑，取而代之的是临时性联盟（如“艾萨克协议”）和单边行动；主权被绝对优先化，冲突逐渐被合法化，为了维护所谓国家利益，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和经济施压被视为正当的政策手段。
第三部分：北美板块——特朗普复辟与“美国优先”的激进化
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成为全球右翼转向的关键事件。唐纳德·特朗普于2025年1月20日重返白宫，不仅意味着美国国内政治的剧烈震荡，也象征着其作为自由国际秩序守护者角色的终结。
这一年，共和党不仅拿下了总统职位，还掌控了国会两院，实现了“三连败”后的全面翻盘。这反映出选民对拜登政府在通胀、边境安全和全球冲突处理上的强烈不满。特朗普的胜利并非偶然，而是社会深层怨气的集中爆发。
新政府的组建迅速展现了对“忠诚”的高度要求。马尔科·卢比奥（Marco Rubio）出任国务卿，标志着对华鹰派立场和对拉美干涉政策的回归。与2016年不同，2025年的特朗普团队有了更明确的行动蓝图——“2025计划”，旨在系统性地拆解联邦政府的“深层国家”（Deep State），让总统意志能够畅通无阻地转化为国家意志。
特朗普2.0的外交政策融合了孤立主义与单边干涉主义的独特风格，可视为“杰克逊主义”的回潮：对国家建设和人道主义干预兴趣不大，却会对任何被认为损害美国威望的行为进行强硬的军事回应。
| 政策领域 | 拜登时代特征 | 特朗普2.0时代特征 (2025) | 战略影响 |
| 对欧关系 | 修复盟友关系，强化北约 | 交易型同盟，要求欧洲承担防务 | 迫使欧洲追求战略自主，北约内部裂痕加深 |
| 对俄乌战争 | 坚定支持乌克兰，维持西方团结 | 推动冻结冲突，施压乌克兰割地 | 乌克兰被迫接受“不公正和平”，俄得喘息 |
| 对中东 | 避免直接冲突，寻求外交平衡 | 无条件支持以色列，直接军事打击伊朗 | 代理人战争升级为国家间直接对抗 |
| 对华政策 | 竞争与护栏并存，建立联盟 | 全面关税战，经济脱钩 | 破坏印太联盟体系（如Quad），推高全球成本 |
新政府对国内机构的整顿直接冲击了外交决策的稳定性。削减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虚假信息研究的资金、解散斯坦福互联网观察站等举措，实际上切断了对行政部门进行事实核查的外部渠道。这种“反科学”和“反专业”的倾向，让外交决策更多依赖总统的直觉和政治顾问的喜好，而不是情报界的专业评估，从而提高了在重大危机中出现误判的风险。
第四部分：欧洲板块——主权主义转向与大陆的军事化
欧洲曾被视为抵御右翼民粹主义的堡垒，但到2024-2025年，这道防线已满是裂痕。极右翼政党的“正常化”已成为欧洲政治的新日常，深刻改变了欧盟的内部治理和对外安全格局。
2024年6月的欧洲议会选举成为政治风向的转折点。虽然中间派勉强保住微弱多数，但极右翼力量迎来了历史性突破。
- 席位猛增：右翼的“欧洲保守派与改革主义者”（ECR）以及极右翼的“欧洲爱国者”（Patriots for Europe）和“主权国家欧洲”（Europe of Sovereign Nations）共斩获187个席位，占总席位的26%，不仅是数量上的跃升，更意味着议程主导权的转移。
- 政策变化：右翼力量的壮大迫使欧盟委员会在移民政策上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并实质性搁置或削弱了“绿色协议”的关键条款，以回应农民与工业界的抗议。
| 国家 | 关键政治事件 | 结果与影响 |
| 奥地利 | 2025年1月，极右翼自由党（FPÖ）组阁 | 赫伯特·基克尔（Herbert Kickl）成为造王者，奥地利加入匈牙利阵营，反对援乌。 |
| 德国 | 执政联盟内讧，AfD民调飙升 | 朔尔茨政府瘫痪，德国作为欧洲稳定锚的角色丧失，社会极化加剧。 |
| 波兰 | 2025年7月，法律与公正党（PiS）支持的候选人重夺总统之位 | 虽在反俄问题上坚定，但与布鲁塞尔在法治问题上的冲突重启，削弱欧盟凝聚力。 |
| 法国 | 极右翼在议会选举中表现强劲 | 马克龙政府沦为跛脚鸭，法国在欧盟内的领导力被大幅削弱。 |
特朗普上台后直接切断了乌克兰的生命线。美国停止军事援助，欧洲既无力填补空缺，也缺乏继续无底洞式消耗的政治意愿。
2025年下半年，美国政府抛出了所谓的“28点和平计划”，由美方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Steve Witkoff）与俄方顾问基里尔·德米特里耶夫（Kirill Dmitriev）共同起草，条款充满强权政治色彩。
- 领土割让：承认俄罗斯对克里米亚和顿巴斯的实际控制。
- 战线冻结：在赫尔松和扎波罗热维持现状，意味着俄罗斯继续掌控马里乌波尔等关键城市。
- 北约梦碎：乌克兰承诺不加入北约，以换取美国的一纸安全保证——而这种保证在历史上往往非常脆弱。
尽管泽连斯基总统最初试图抵抗，但在失去美国支持的绝望境地下，基辅最终于2025年11月接受了该计划的“核心条款”。虽然这暂时停止了大规模流血，却被普遍视为普京的战略胜利，东欧边界的安全局势不仅未改善，反而因俄罗斯的实质性胜利而更加脆弱。
在美国的不稳定态度和俄罗斯的威胁下，欧洲不得不走上自主加强军备的道路。2025年6月，北约峰会在海牙举行，成为历史性的一刻。会上，北约领导人通过了一项大胆的决议：将成员国国防开支目标从GDP的2%提高到5%，并设定2035年为达标期限。这一决定得到了特朗普的赞扬，他称之为“保护自己国家的代价”。
5%目标的深远影响：
- 经济军事化：这一目标意味着欧洲各国需将数千亿欧元从社会福利、医疗和教育转向国防工业，这对依赖福利国家模式维系社会契约的欧洲来说，是一次剧烈冲击。
- 社会动荡风险：削减福利可能引发新一轮社会抗议，为反建制的民粹主义政党提供更多助力，形成“安全焦虑—右翼崛起—军备扩张—福利削减—民粹高涨”的恶性循环。
- 战略自主实体化：欧盟设立了国防专员，并发布欧洲国防工业战略，意在打造独立于美国的军工体系。
另外，由右翼占主导的欧洲议会成立了新的“审查工作组”，专门针对那些接受欧盟资助的非政府组织。批评者认为，这是在模仿匈牙利和俄罗斯，借助行政手段打压公民社会，通过切断资金来让批评声音消失。
第五部分：中东板块——动力学冲突的升级与“午夜之锤”
如果说欧洲战场的特点是“被迫冻结”，那么2025年的中东战场则迎来了“主动引爆”。特朗普政府抛弃了拜登时期的谨慎与克制，转而采取对伊朗的直接军事对抗。
2025年6月，伊朗与以色列的代理人战争持续升温，特朗普总统批准了一项代号为“午夜之锤”（Operation Midnight Hammer）的军事行动。这是美国多年以来首次对伊朗本土发动大规模、直接的空袭。
- 打击目标：纳坦兹（Natanz）、福尔多（Fordow）和伊斯法罕（Isfahan）的关键核设施 。
- 战果评估：初步情报显示，空袭造成了“极度严重的破坏”，伊朗核计划预计倒退数月甚至数年 。
- 总统言论：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称伊朗核设施已被“彻底摧毁”，并警告伊朗若不投降将面临“进一步后果” 。
这次军事行动立刻引发了全球市场的恐慌，布伦特原油价格在袭击后瞬间飙升4.4%，让人担心全球通胀会再次抬头。虽然由于没有波及石油出口设施，油价随后有所回落，但“战争溢价”已经重返全球能源市场。
在地缘政治层面，这一举动引发了中国和俄罗斯的强烈谴责，并在联合国安理会掀起了激烈交锋。更关键的是，它意味着美国中东政策的重大转向：从以外交接触推动核协议，变为依靠压倒性军事优势实施“反扩散”。这种策略虽然短期内削弱了伊朗的实力，但也大大增加了伊朗采取孤注一掷报复行动（如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可能性。
第六部分：拉丁美洲板块——“艾萨克协议”与右翼联盟的跨区域化
2024至2025年间，拉丁美洲经历了一场被称为“保守浪潮”（Conservative Wave）或“蓝潮”（Blue Tide）的政治变局，结束了左翼“粉红浪潮”的长期主导地位。
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Javier Milei）成了这一波右翼浪潮的代表人物。自2023年胜选并在2025年稳固权力后，他不仅在国内推行激进的紧缩和去监管政策，在外交上也彻底抛弃了阿根廷一贯的“不结盟”或“第三世界主义”立场，转而与美国和以色列建立起绝对的结盟关系。
米莱外交政策的亮点是推动了“艾萨克协议”（Isaac Accords）。这一构想借鉴了中东的“亚伯拉罕协议”，目标是组建一个由阿根廷主导、包括巴西（假设博索纳罗家族势力回归）、萨尔瓦多等在内的亲美、亲以联盟。
- 内容：加强与以色列在技术、农业、网络防御和情报等领域的深入合作，并承诺在外交上支持以色列应对“反犹主义”和恐怖主义。
- 战略意义：这项协议实际上将拉美分成了两个阵营——亲美的右翼和传统左翼（如哥伦比亚、智利）。它意味着中东冲突的阵营逻辑被搬到了西半球，让拉美国家在国际冲突中不得不选边站队。
此外，萨尔瓦多的布克尔政府和厄瓜多尔的诺博亚政府的稳固，进一步推动了“铁腕治国”和“亲美安保”的区域趋势。
第七部分：亚太板块——民族主义对撞与联盟的脆弱性
到了2025年，亚太地区成了民族主义情绪最为高涨、冲突风险最为集中的地方。右翼领导人的强硬态度叠加地缘政治的深层矛盾，点燃了一个极其危险的火药桶。
2025年10月，高市早苗（Sanae Takaichi）就任日本首相，意味着日本政治向右翼鹰派方向发生了明确转变。作为安倍晋三的政治接班人，她摒弃了岸田文雄时期的暧昧策略，转而采取更为直接的对抗立场。
台海红线危机（2025年11月）：高市早苗在国会答辩时明确表示，中国若对台湾实施军事封锁，将被视为“威胁日本生存的事态”（Survival-Threatening Situation），这将触发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日本自卫队将直接介入。
这番言论立刻引发了中日关系的重大危机：
- 外交风暴：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致信联合国秘书长，批评日本重拾军国主义，挑战二战后的国际秩序。
- 经济战：北京迅速恢复了对日本水产品的全面禁令，并暂停了赴日旅游，给日本经济带来了沉重打击 。
- 军事对峙：中国海警船在钓鱼岛（尖阁诸岛）附近的活动明显升级，双方在东海擦枪走火的风险正迅速加大。
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在印太地区引发了出乎意料的连锁反应。2025年7月，美国因印度采购俄罗斯石油，对印度商品加征25%的惩罚性关税，并扬言将税率进一步提高至50%。
这一举动大大削弱了美印之间的战略互信。为了缓解来自美国的经济压力，刚刚开启第三任期的莫迪政府不得不进行战术调整，尝试与中国缓和关系。
- 中印解冻：2025年下半年，中印恢复了直航，并围绕边境问题展开了多轮富有成果的谈判。这种带有权宜性质的缓和，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美国精心打造的遏制中国的“四方安全对话”（Quad）机制。
这个案例清楚地展示了右翼经济民族主义如何与其地缘政治目标产生冲突——为了眼前的贸易利益，美国正亲手瓦解其印太战略的根基。
在亚洲普遍右转的趋势中，韩国却成了一个特别的例外。2024年12月3日，尹锡悦总统突然宣布实施戒严，意在打击反对派和所谓的“反国家势力”。然而，这一激进的右翼威权举动，却遭到了韩国成熟的公民社会和制度的强烈反击。
- 制度反击：国会迅速投票否决了戒严令，宪法法院于2025年4月一致通过弹劾案，正式罢免了尹锡悦。
- 政治钟摆：在随后的选举中，自由派的李在明获胜，韩国政治再次回归中间偏左路线。
韩国的经历显示，即便在全球右翼势力崛起的背景下，稳固的民主制度依然具备自我修正的能力。不过，这也为美日韩三边同盟蒙上了一层阴影，新一届韩国政府或许会在对朝和对华政策上与美日出现分歧。
第八部分：经济战与社会撕裂——冲突的次生灾害
右翼势力的崛起不仅在军事和外交领域有所体现，还深刻改变了全球的经济与社会格局。
2025年的全球经济呈现出“关税墙”遍布的局面。特朗普政府不仅对中国这样的对手动用关税武器，也对印度、欧盟等盟友采取同样措施。这一做法彻底终结了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
- 供应链主权化：各国纷纷追求供应链的完全自主，结果生产效率下滑，全球通胀压力也变得长期存在。
- 经济胁迫常态化：中国对日本实施的经济制裁显示，经贸关系已彻底武器化，企业所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正呈指数级攀升。
右翼政府往往带有反智和排斥多元的倾向，这对全球的知识创新和公民社会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
- 科学政治化：在美国，凡是涉及性别研究、气候变化或虚假信息的项目，都可能遭遇资金削减或行政调查。这不仅拖慢了科学的发展，也削弱了社会应对未来危机（如大流行病）的能力。
- 扼杀监督：在欧洲，新的审查机制让那些致力于人权和透明度的NGO生存变得艰难，削弱了对政府权力的外部监督，使腐败和滥权更难被揭露。
第九部分：结论——碎片化的动荡与战争的幽灵
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右翼势力是否正在崛起？答案显然是肯定的。从华盛顿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从东京到维也纳，右翼政治力量已经握住了重要的权力杠杆，并在重塑各国的政治议程。
这会不会引发战争？答案更复杂，也更令人不安。我们并没有走向一场全面爆发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而是步入了一个“碎片化动荡”（Fragmented Instability）的新时代。
- 冲突门槛的降低：右翼领导人往往把军事力量当作首选手段而不是最后的选择。美国对伊朗的打击显示，在缺少多边制衡时，先发制人的战争已逐渐成为常态。
- 联盟体系的瓦解：传统的集体安全体系（如北约、美日同盟）正逐渐被以交易为基础的双边关系取代。虽然这在某些方面（比如欧洲防务自主）可能带来长期的积极变化，但短期内却造成了巨大的安全真空，容易让修正主义大国铤而走险。
- 不公正的和平与潜在的暴乱：在乌克兰，被强行施加的“和平”虽能暂时停火，却种下了复仇的种子。在欧洲内部，为备战而削减福利，可能引发大规模的国内社会动荡。
- 亚洲的火药桶：不同于欧洲的僵局，亚洲正逼近热战边缘。日本的强硬转向，加上中美关系持续紧张，使台海和南海成为全球最危险的引爆点。
总的来说，右翼势力的崛起虽用强硬手段压下了一些冲突，却也拆除了防止大国开战的安全屏障。世界变得更军事化，更缺乏信任，也更容易因误判而走向深渊。2025年并非和平的开端，而是全球安全格局在剧烈动荡中重组的危险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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